继“我与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和“亚裔美国文学作品赏析: 战争、种族、家庭”之后，凌教授于第三讲“叙事学与文学叙事的形式研究”中开始文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导。台湾交通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冯品佳教授列席了此次讲座，为论坛增色不少。

凌教授首先假设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有利于引向对“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本质”，“作者对文类的偏好”和“作者的形式选择”等问题的深层关注。其中文学形式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追溯到重视语言深、浅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认为文学意义深藏于文本之中的新批评。凌教授指出，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界苏联文艺批评的影响，普遍坚持从内容到形式的研究，而非他所倡导的从形式到内容展开研究。当时，由日丹诺夫主导的苏联文艺界强调文艺的政治效应，认为“文学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认为西方的直觉主义传统不可取，但苏联拥有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等大批文学巨匠；在发达的实证主义传统之下，20世纪又产生了巴赫金（Bahkin, 1895-1975）、沃罗辛诺夫(Valentin NikolaevichVoloshinov, 1936-)和Victor Shklovsy等语言学大师。藉此亦解释了为何西方形式主义在中国难以复制。

其次，凌教授介绍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以符号学为核心方法的西方叙事学，将叙事文类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至二战前后，是传统小说（novel）阶段，巴赫金和卢卡奇对此皆有许多论述；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结构主义的兴起，文学叙事以散文虚构（prose fiction）为主，核心是语言学；以及19世纪70年代进入后现代主义后发展起来的叙事文本（narrative），反对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 - 1982）对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的分类，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存在明示和暗示，德里达甚至主张动摇语言内部的稳定性，使非文学元素进入文学领域。但凌教授指出，这三种叙事文类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目的和场域亦不以叙事理论家的观点为转移。他赞同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叙事学理论的重视，但认为中国理论家应从中国文学研究中发现自己的形式主义传统，并与欧美形式主义理论进行对话，最终建立自己的形式主义传统。

接着，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学叙事之形式研究的重要性，凌教授重点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1. 现代主义对内在真实性的追求。提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 年代盛行的欧美现代主义，批判、反对现实主义，强调再现（representation）的重要性，重视文学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渗透着意识形态、价值观点的文学符号复写着外部世界；

2.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反解读政治。认为现代主义符号被资本主义挪用，失去了其批判性，但凌教授指出后现代主义面临意义缺失的问题；

3. 以美国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k Jamerson, 1934-）和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CeorgLukacs，1885-1971）的理论为基础，建构一种从文学形式到文学内容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1981）一书中解读后现代主义衰落的缘起，将新批评从形式入手的方法和结构主义对语言深层意义的探寻相结合，试图恢复文学的意义和社会效用。卢卡奇则将物化理论（reification）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并将小说形式相联系，认为小说完美的形式掩盖了文学深层的涵义，导致文学主体的物化。

凌教授最后强调，文学研究不仅要对文本进行细读，更要找到文学形式表面的接缝，发掘文本深层的意义，调动历史的关注。

提问环节，凌教授和冯品佳教授一起回答了听众的提问，不时闪烁思想的火花。

供稿：李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