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午，凌津奇教授系列讲座即将接近尾声，在此次讲座上他对萨伊德的《游走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话题涵盖了民族主义、现代性（modernity）、政治文本化现象等问题，其间还与大家分享了如何理性对待理论的态度，现场氛围融洽。

讲座一开始，凌教授就敏锐地指出，研究后殖民批评的学者必须得会处理民族主义问题，必须得吃透后结构主义和德里达，否则难以把握后殖民主义，而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萨伊德的游走理论，这是一种思维和语言过程。不管是后殖民批评还是后现代主义，有一点是人人想要避而不谈的，即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主要指“现代状况”，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比如当代社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法制就是现代的绝佳例证。其间谈到了西方知识分子与国内知识分子的差异，西方知识分子注重极端的个体化的想法，他们所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要完全颠覆西方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而国内学者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把握稍有偏差。

接着，凌教授细谈了西方政治文本化的现象是资本全球化不平衡的产物，6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希望改变资本主义现状，所以在文本符号里做文章。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情感（affect）密切相关，它反对历史主义，讲究后现代感知，而传统文学讲究美感。

就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凌教授指出在萨伊德的世俗理论（Secular Criticism）一文中最重要的就是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即学理论要总能看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保持与理论的距离，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理论，这也是学术人格的核心。他认为，后现代思路是很平民化的思路，怀揣“贵族化”观念而轻视文学的思路是错误的，理论的主要作用在于拓宽研究者思路。面对听众提出的如何学习理论的问题，他进一步提出，理论从来都不是被动接受的，研究者应该具有独立精神，不屈从于权威意见，学会挑战正统（Defy orthodoxy）。研究文学不是要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而是要检验其正确性，因此得全面涉猎各种理论，从而得知如何抵制或拓展某些理论。

最后，当听众问到“国内研究缺乏形式研究，那什么才是形式”时，凌教授再一次让大家醍醐灌顶。他首先指出形式可以是短篇、长篇或是结构，可以是任何东西，而形式主义不等于形式，形式主义是把形式推到了极端。研究文学必须得研究其虚构性，即研究其形式，因此叙事学比较符合我国国情，是更接近文学形式的研究。

整场讲座氛围轻松融洽，凌教授幽默风趣的话语不时引发阵阵笑声，他对理论的独到见解和国际国内学术研究现状深刻睿智的分析，博得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供稿：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