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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津奇教授在外国语学院一楼会议室做了系列讲座之三——“文学研究的使命：探究再现的中介性、修辞性及潜文本”。凌教授主要就以下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研究的目的为何：1.文学反映论（reflection theory）；2.文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3.文学生产（production of literature）；4.文学的中介（mediation of literature）；5.文学的修辞性（rhetoricity of literature）。
凌教授首先针对文学研究中，即文学反应论和文学的文化批评中的简约主义倾向（reduction tendencies）来谈到文学的中介性。文学的反应论，即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来自启蒙运动的两个假设，一个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另一个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凌教授认为，文学反应论不善于在话语和非口语之间做出区分，因此不能说明文学研究的本质在哪里。凌教授提出，机械文学反应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文学的生产。文学文本并不是直接跟读者打交道，而是跟先前的和后来的文学文本打交道，特别是与围绕着文本生产运作的文化符号打交道。
接着，凌教授谈到被反映论忽视的一个问题，即文学的生产，他从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有关“文学性”的概念入手，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语言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出于什么原因开始具备不同于日常用语的文学功能或诗学功能呢？”，随后他给出了解答：无论作家属于哪个流派或如何描写世界，都是需要再现世界的。文学再现又受到各种的制约。当一个作家试图再现外部世界遇到困难的时候，便会转向修辞、虚构、超现实、魔幻，此时他的语言就开始具有明显的文学性了。凌教授接着谈到的文本意义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内部和外部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写作常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出版社的要求，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读者的接受习惯，能够流通的文学符号，作家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心理状况，个人偏见，种族和性别的需要，对艺术功能的理解。这些制约往往改变作者创作的初衷，使文学成品的意义变得暧昧不清。因此文学作品只能折射（refraction），而不能反映世界，作家的创作意图也不会等同于他的作品实际所传达的信息。作者对语言的特殊使用，叙事的独特方式和角度，以及文本中的矛盾和含混等特征，都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作家与读者进行协商时在文本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透过文本形式折射出来的作家的情感世界，探讨文本生产的具体语境，并且界定文本的意义。
凌教授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谈到文学的修辞性，他认为文类是文学修辞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切入点之一。凌教授认为新批评，即传统的形式分析只注重修辞手段在句法和词法范畴内的纯工具性运作（instrumental usage）,同时排斥对那些非文学成分的探讨，因此不能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做出真正深刻和全面的判断。他认为文学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涉及到文学建构和非话语性的文学指涉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形式、修辞性、中介性、语言的建构、语言的虚构入手。另外他列举并分析了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中的的表述：“History is not a text, not a narrative, master or otherwise, but that, as an absent cause, it is inaccessible to us except in its textual form, and that our approach to it and to the Real itself necessarily passes through its prior textualization, its narrativization i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凌教授总结道，潜藏在文学生产过程和文本各个层次的政治无意识在宏观的层面上，仍然是一种虚幻的和空洞的东西，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政治无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能力恢复被后现代主义挤压成平面的文学意义的历时性。然而，文学性的历时性又只能通过话语和文本才能领悟，因此打开文学作品的钥匙，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通讯员：陈康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