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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院副院长蒲若茜教授的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英文系凌津奇教授的系列讲座之二“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本质是什么”在教学大楼301举行。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凌教授从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入手，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向老师和同学们阐述了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本质，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为了使文化能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工具，试图在理论上证明文化不从属于经济基础所做出的努力。
凌教授以“什么是文化”这个开放性问题展开了本次话题。他认为，包罗万象的文化是多层次而又复杂的，与社会阶层和阶级意识有密切关系。文化既包含马修·阿诺德认为的 “所思所说的精华”（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也包括民间风俗，时尚，园艺，和厨艺等。接着，凌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兴起谈起，一路娓娓道来，阐释文化如何在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反抗下，群众运动失败之后（包括美国黑人抗暴和亚裔人士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凌教授指出，西方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双声建构：它一方面具有叛逆精神，对美国的社会价值起着重构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商业生产的产物。文化批评将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张力看成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斗争，但这种斗争的场域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如欲望，情感，性，视听，氛围，态度等。凌教授强调，法兰克福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将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试图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从经济领域转到文化领域。凌教授提到，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难关是如何重新定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从属关系，证明文化可以起决定作用。他重点介绍了路易·阿尔都塞如何通过斯宾诺莎和拉康；后结构主义如何通过对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武断关系论述的延伸，所实现的理论突破，也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没有必然联系。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条文化研究的重要纲领：意识形态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人们只有通过对语言的使用，才能把握物质。因而，文化斗争是物质的斗争。
讲座后，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提问，和凌教授展开了深入对话。提问涉及到主体性，主体能动性，克里斯特娃的相关理论等方面。另外，老师们也对交叉术语的翻译（如emerging literature, selfhood, agency, subjectivity等）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谈到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问题时，凌教授强调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加强对现代派作家的挖掘，回归文学的情感（Affect）和历史主义的美学。凌教授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以及对文化研究的独到见解，令同学们深深折服，收获颇丰。
（通讯员：林茜，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