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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津奇教授的系列讲座之七：超越文化身份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形式特征在第二文科楼100会议室举行。在讲座中，凌教授强调了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以及对两部文本的分析，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超越文化身份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凌教授对不同时代关于亚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标志性事件进行了蒙太奇式地回顾，他认为这些历史事件与亚裔美国人当时的身份焦虑有很大关系。Asian American一词是由二代（nisei）日裔美国人Yuji Ichioka创造，在60年代末，他是加州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学生领袖。1968年，主要由伯克利大学的学生组成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The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受中国文革启发，借用由黑豹党引进的“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中的理念开展了第三世界解放运动（The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Strike）。1971年，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偶然结识，在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的年代，以“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解冻”。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邦交趋向正常化。同年，赵健秀（Frank Chin）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戏剧《鸡笼华仔》（Chickencoop of Chinaman），以自嘲的口吻讲述了当时没有历史、语言、身份的华裔美国人的境况。1974年，赵健秀的第二部戏《龙年》（The Year of Dragon）上映，以唐人街行将灭亡为主题，戏仿美国主流文化眼中的异域文化，表现了亚裔美国人被主流文化所造就的身份。凌教授认为赵健秀在《唉咿》（Aiiieeeee!）一书中的部分观点代表了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亚裔美国人的心声，是为了抗争美国主流文化和亚洲主流文化对亚裔美国人生存状况的视而不见。对于只有白人才能代表美国的文化和价值的倾向，凌教授还简述了菲律宾裔美国作家Bienvenido N. Santos的The Day the Dancers Came作为比较。上世纪70年代，social history作为当时美国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开始关注在美华工修建洲际铁路的历史。此外，凌教授列举了“香蕉人”及巴西籍日裔的例子，他不赞同把肤色与价值观相等同，并指出文化和肤色以及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藉以说明离散中文化身份的不可确定性及复杂性，同时离散中的暧昧与矛盾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经济关系都是极其重要的。
接着凌教授对“赵汤之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赵氏与汤氏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相信美国文化中的原型能有效的描述亚裔美国人，尤其因为肤色原因，亚裔不能完全被“大熔炉”所包容，因此他们挪用中国文化的经典是为了建构情感上的延续性。汤氏的叙事体现出较多后现代性的精神，摒弃无用的素材，而赵氏则倾向尽量完整地复制中国文化，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都处于亚洲和美国的主流文化中都缺少亚裔美国人的位置。另外，凌教授认为“赵汤之争”中关于女权主义与批判种族主义话语间的冲突是需要协商的并且找到共同点，而不能单纯的采取对抗。凌教授提出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应该走出旧历史主义，同时在阅读时注意文本中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问题。因此凌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摆脱对中国传统文化挪用是否真实的争论不休，超越文化身份，回归到文本中，在《叙述民族主义》一书中他也提到“我们不应当以抽象化的亚裔美国感知去衡量一位作家的真实性策略，而必须将真实性完全至于文本的预读环境、自我表达，以及架构该策略的历史环境的基质（matrix）中去探究。”
最后凌教授对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和伍慧明的《骨》（Bone）做了精彩分析。随后，凌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师生们的踊跃提问，让我们受益匪浅。
（通讯员：陈康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