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凌教授在外国语学院100会议室给大家带来了系列讲座之六——“暧昧的离散话语”。讲座中，凌教授用浅显的话语，深刻的分析，清晰地阐释了离散话语的暧昧性，消除了大家的长久困惑。
讲座伊始，凌教授从关键词民族-国家（nation-state），政治代言(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等一系列关键词入手，指出，民族(nation)强调共同的地域，文化和语言；国家(state)侧重于管理层面，如体制，法律，警察机关等；而政治代言(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则指民族国家内部围绕政治权利展开的各种协商和抗争。按照西方观点，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state)通过中间机制政治代言(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来压抑民族(nation)的差异性，以达到群体通识(doxa)。在此基础上，凌教授继续讲到，民主主义(nationalism)就是通过各种话语形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为载体进行传播。紧接着，凌教授以19世纪末日本崛起的文化模式向大家阐释了安德森的 “nationalism as an imaginal community” 的观点，指出民主主义(nationalism)是一种建构，不一定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发生内在联系。在提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时，凌教授向大家推荐了Raymond Williamson的“历史三阶段”（即 residual-emergent-dominant），并指出，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其实是以征求文化共识的软性方式来取得政治代言的过程。
在追溯离散(diasopra)渊源时，凌教授从犹太人的政治身份讲起，着重评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他们不强调族裔身份的完整性和确定性。在他们看来，这会导致本质化（essentialism）错误；而过分地强调族裔身份（ethnic identity），就会犯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的错误，进而导致民族主义(nationalism)，甚至是法西斯主义(fascism)。在凌教授看来，这种逻辑和推理不一定成立，但是结合犹太人当时的处境，是有其合法性的。实际上，“离散”在这些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一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视角的普及得到体现的。随后，凌教授提到法国后解构主义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去领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概念：理想中的主体只有在摆脱僵化的资木主义社会关系之后，才能得以产生，并不受羁绊地自由运作。凌教授还形象地用到与“扎根”(rootedness)相对的“地下茎”(rhizome)来比喻：“地下茎”(rhizome)钻入地下，四处潜行，随时移动，总是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而这种“介于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的状态即是创建主体最佳的场域。凌教授接着举例，提到了萨义德及其导师德国籍犹太学者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的一段历史：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奥尔巴赫为了躲避纳粹主义的腥风血，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流亡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美国。而他的这段放逐经历正好催生了《模仿论》这部鸿篇巨著。萨义德因而认为，只有脱离习惯性的社会氛围、文化期许和意识形态规约，作家才能将放逐对自我造成的种种负而影响转换为一种激越的批判意识。讲座中，凌教授还提到了德里达的延异（dìfférance）及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 of meaning）：意义总是在即将形成和不断被干扰的两级之间来回摆动。意义一旦被命名，就会被固化，因而差异性就成了意义的起点和归宿。而时间性（temporality）是稳定意义的依托。文学的时间总是受阻的，滞后的，推迟的，总是在居于一种既非此岸亦非彼岸的状态之间。在区分后殖民离散批评家霍米·巴巴和萨义德理论时，凌教授提到，前者贡献主要在语言层次，而后者则加入了更多的社会，政治的颠覆。霍米·巴巴(Homi Bhahha)强调意义的离心倾向，喜欢在“散播”的字而上做文章。他将dissemination写成Dissemi Nation，以此来凸显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表现他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的批判。临近讲座结束之时，凌教授谈到了自己30多年移居美国的离散经历，认为离散是一种暂时过渡状态，个体并不会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讲座结束后，凌教授还和老师和学生们就文化民族主义，宏大叙事，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身份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在理论的运用方面，凌教授还提醒大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应该被推到极端，否则其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宏大叙事。凌教授还提到，当文化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时，会因语境和目的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文化建构。文化中的嫁接和移植是我们除了身份以外应该多加关注的地方。
（通讯员：林茜，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